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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以科学的方法报道中国蜉蝣的是英国人Walker。他于1853年发表了Cloeon sinense（当时他命名为 Caenis sinense）。接着Eaton (1870—1892)报道了在我国有分布的2种蜉蝣。McLachlan于1904年报道1种。在这以后30年里，我国蜉蝣的研究出现一个高潮。德国人Ulmer（1912—1936）、西班牙传教士Navás（1922—1935）描记了许多新种，随后，徐荫祺先生（Hsu Yin-Qi，1932—1938）对我国的蜉蝣进行了系统研究，胡经甫（1935）在《中国昆虫名录》中统计中国已知蜉蝣41 种，去除Navás未定名的，实际是40种。Ulmer（1936）统计我国蜉蝣47种，徐荫祺（1937—1938）统计有64种，并记述5新种。

日本人上野益三（Uéno）于1928年报道1种，1931年报道台湾蜉蝣有12种，其中在上述各名录中未见的有Ephemera japonica Mclachlan，Ephemera supposita Eaton、Epeocus psi Eaton、 Ecdyonurus hyalinus Ulmer、Rhithrogena vitrea Ulmer、 Isonychia formosana Ulmer、Pseudocloeon kraepelini Klapálek共7种。他（1941）还报道了我国东北地区的5种蜉蝣，其中Ephoron virgo（Olivier 1791）和 Oligoneuriella rhenana（Imhoff 1852）对当时的我国是新记录种。另外，日本人松村延年（Matsumura，1933）报道1种，另一位日本人今西锦司（Imanishi，1940）也报道了一些中国东北地区的蜉蝣，但大部分未命名。经后人整理和命名，现知有10种过去一直始终未被统计 (Bae，1997; Bae & Liu，1999)。

去掉异名, 在解放前，我国共知蜉蝣88种。 在1942—1978年间，国内蜉蝣的研究陷入停顿。在国际上，只有零星的关于我国东北、香港和台湾省、云南省蜉蝣的研究报道，共计6种。Gillies et al.（1949，1951）命名了采自我国香港的Cloeon harveyi和Isca purpurea。 1972年，Tshernova 报道我国云南一种Vietnamella ornata, 并于1973年报道了Ephemera strigata在我国的分布。1963年，Peters et al. 报道我国香港一种Habrophlebiodes gilliesi，Tsui和Peters于 1970年报道了该种的稚虫。上野益三（1969）报道了来自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6种蜉蝣，其中 Baetiella japonica（Imanishi）是在我国的首次发现。从60年代开始，徐荫祺先生带领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重新进行蜉蝣目的分类研究工作，并于1978年开始发表新种。至今，报道了大量大陆地区的蜉蝣，其中归鸿（1985）对以前的工作进行了统计，共计有96种（去除异名和化石种，实际是92种），并由尤大寿和归鸿（1995）完成了《中国经济昆虫志·蜉蝣目》的编写工作，详细描述了101种蜉蝣。另外韩国人Bae于1991年在研究河花蜉科Potamanthidae时，报道产于中国的2新种。Braasch & Soldán（1980）报道一种。

在台湾地区，1981年，Braasch将Ulmer报道分布于台湾的Epeorus psi Eation (1885)改为 Epeorus erratus。1985年，Müller-Liebenau报道了台湾四节蜉科Baetidae的6个新种，同年Waltz & McCafferty也报道了一种。康世昌等于1994—1996对台湾地区的蜉蝣分类作了大量工作，发表了46个新种。这些新报道的种除Epeorus erratus外均以稚虫为模式标本。综上所述，根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已报道蜉蝣256种（表1和表2，部分地方志提及的种类没有统计在内）。Tshernova et al.（1986）提及的中国有分布的种因没有注明具体标本采集地点而没有统计在内。 Braasch（1999）报道的中国蜉蝣因在Tshernova et al.（1986）和一些地方志中已有报道，本研究中没有见到标本的均未涉及。